于右任的藥王山（史海鉤沉/劉新中）

       100年前的某一天，風和日麗或者陰云密布并不重要，于右任騎著一匹棗紅馬，進了耀州城。

       這時，他的職務是陜西靖國軍總司令，一個純粹的武官。

       于右任的裝束有些不倫不類，戴著一頂褪了色的軍帽，一身青色棉衣，扎綁著棉褲腿。只有一臉標志性的大胡子和溫和的笑容，顯現出他依舊是人們心目中那個熟悉的詩人、書法家兼革命家。

       此時，于右任的心情是灰暗的，1918年8月，他被推舉為陜西靖國軍總司令。數年來，靖國軍與盤踞陜西的北洋軍閥陳樹藩打仗，雖不占上風，但民心所向，戰績總算差強人意。然而，一切卻在前不久急轉直下。以總指揮胡景翼為代表的一部分靖國軍，主張接受直系軍閥的收編，而主張堅持繼續高舉靖國軍旗幟的于右任，則受到排擠，不得不離開總司令部。

       于右任想靜下心來，好好梳理一下幾年來的心路歷程。但是，回到家鄉三原后，訪客隨之如蜂蝶紛至沓來，嘈嘈雜雜，心終竟無法平和。于右任的家鄉三原距耀州只有幾十里，肩并肩相接。兩縣同飲一河水，發源于耀州西北部的清峪河又名清河，經涇陽、三原兩縣，東走臨潼，注入渭河。三原、耀州兩縣的行政區劃隨著歷史朝代的更替分分合合。在歷史文化、民風習俗等方面更是貼得很緊，細微的差別中呈現出相似相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于右任的心目中，耀州也是家鄉。尤其馳名中外的藥王山，更是他心目中的圣地。到耀州來，是回到母親的懷抱。所謂養病，是理由也不是理由，數年征戰，他確實身體有恙，但重要的是心累。

       辛亥革命后，于右任擔任過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交通部次長，后來，袁世凱竊國，他積極支持孫中山進行“二次革命”， 開展“護法運動”，支持陜西民黨人士驅逐袁氏爪牙陜西督軍陸建章。1918年8月，奉孫中山之命應邀回陜，統領陜西靖國軍。這時北洋軍閥派多路兵力入陜助陳樹藩作戰，而南方各省友軍距陜西靖國軍甚遠，鞭長莫及。面對數倍于己之敵，于右任曾提及：“我軍既患孤虛，逆賊又非小弱。右任力棉任重，隕越時虞，輒中夜起立，沈思大勢……”然而，這都不是他焦慮的原因，靖國軍先天不足，由各路雜牌軍組合而成，各將領間因利益各行其令，互難協同。最終難成大事，這才是最致命的。號令無法統一的例子很多，如1919年2月，乾縣被圍，靖國軍一路支隊司令田王玨、副司令郭英夫，與數倍之敵苦戰數月，然援軍卻久候不至。

       于右任于民國八年五月十八日《致王玨郭英夫再勉堅守函》中不無哀傷寫到：“天不助英雄，竟有今日。但二公之志，天下共諒，此間困難出援之情形，亦有筆難述，現極力與各方面交涉，并遣寶珊回乾，對二公說明一切�！�

       數年后，辛亥革命元老、靖國軍副總司令張鈁的回憶錄也記述了這段歷史：靖國軍之間的矛盾隨著戰爭的失利而產生，在緊要關頭人事權的不統一和各將領意見分歧，不能忠誠團結的情況都表現出來了。靖國軍總司令部的指揮調動往往采取會商方式，同舟不共濟的次數很多。各路對靖國軍的主張是一致的，對個人利益互不相讓，這是失敗的總根源。

       于右任畢竟不是純粹的軍人，在這段艱難統軍中，不斷展現的卻是詩人本色。他曾賦詩數首懷念為國捐軀的英杰，如：“打破四關惟有子，曾經百戰更無人！”（《題靳伯倫小照》）、“英雄關內知多少，血戰長安有幾人？”（《題耿端人小照》）。惋惜與傷痛之情可見筆端；在《民治學校園紀事詩》中取意于《離騷》句：“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北磉_了心中的憤懣和無奈。

       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于鶴九和李春堂之死，于鶴九是于右任的同宗，和他關系密切；李春堂是靖國軍的謀士，和他來往甚多。靖國軍內部同室操戈，殺了這兩人，想不通乃至心酸心痛，讓于右任的身心一下子垮了下來。

       藥王山，坐落在銅川市耀州區東面約1.5公里處，風景優美，歷史悠長，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俱佳。唐時稱磐玉山，宋以后稱五臺山。在于右任的心目中，藥王山很讓人神往，不光因為山上古柏蒼翠，碑石林立，有眾多的古跡可供賞游，更重要它是唐代醫學家孫思邈長期隱居之處，因民間尊奉孫思邈為“藥王”而得名。每年農歷“二月二”廟會，包括他家鄉三原人在內的大批百姓從四方云集而來，表達對孫思邈的崇敬與懷念。

       于右任總覺得自己和孫思邈是心心相通的，孫思邈是唐代著名的醫藥學家。幼聰穎好學，自謂“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產”。及長，通老、莊及百家之說，兼好佛典。年十八立志究醫，活了一百零二歲，“頗覺有悟，是以親鄰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濟益”。孫思邈在其所著的《大醫精誠 》一書中寫道：“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已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惡，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绷攘绕�語，千年不朽，在歷史的長河中發出璀璨的光芒，表露的不惟是孫思邈的高尚醫德情操，更是一顆為天下百姓服務的赤子之心。

       于右任從小聽孫思邈的故事長大，立志成人后也像他這位前輩先賢一樣，救民于水火，為天下蒼生嘔心瀝血。只不過，他走了另外一條路子。他早年師從關學大師劉古愚，被公認為關學的傳承人之一，關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精要化成血液在他骨子中流淌。他的人生實踐就是這種理想最好的寫照。青年時期就思想激進，對清王朝的腐朽統治深惡痛絕。26歲那年，在清廷陜甘總督嚴令通緝下，“短衣散發三千里，亡命南來哭孝陵”，從故鄉三原逃到南京，在明太祖陵前立下推翻清廷的大志。于右任的革命生涯是從新聞工作開始的，辛亥革命初期先后創辦了《民呼》、《民吁》、《民立》諸報紙，大聲疾呼，呼喚民心，啟發民智，言辭激烈，立論犀利，不畏牢獄之苦，高喊著“中國萬歲”、“民主萬歲”，沖鋒陷陣，新聞界、政界評價他的貢獻“筆勝十萬磨劍”，稱他是“中國最偉大的記者”。

       于右任在藥王山三月，白天黑夜，復復返返，由黃葉遍地到大雪紛飛，孤燈殘星，瘦水荒徑，讀書，思考。他在松柏間漫步，和山林對話；在塬畔上徜徉，追尋大自然的恒久；在孫思邈的坐像前，體味先輩精神的偉大之處；于他來講，這是最好的身體與心靈撫慰。

       這個時期，于右任寫了十余首詩，表達心跡，寄托情懷。

       1921年春節前夕，遙望遠天，撫古思今，他寫了《藥王山除夕雜感二首》：“伏虎降龍事渺茫，洞門香火歲除忙。瘡痍遍地神知否？兒女癡心禱藥王�！薄皻q盡天寒客思孤，茫茫何處是歸途。家人倘備寬心面，應念愁城困老夫”；踏著冰雪，他云游至和富平交界的將軍山，寫下了《游云顯臺至將軍山》：“昨宵不寐到今年，破曉尋春一泫然。戰壘回風吹野燒，麥疇殘雪露新阡。將軍山上圍秦鹿，祋栩祠中禮漢賢。載酒江湖當日事，戎衣困頓誤神仙”；似乎意猶未盡，不足以表達此時的情懷，他接著又寫了如下句子：“北去將何去，南還不忍還。迎春王翦廟，臥病藥王山。柏老添香葉，碑殘印淚斑。南軍叢葬處，新月似弓彎�！痹谝�縣東山，他寫了《游耀縣東山》：“蕭條祋栩城東路，扶杖尋碑任所之。破寺僅存兵火后，遺民猶在亂離時。山川滿目傷懷抱，冰雪連郊照鬢絲。文化關西空有愿，天留余地愧君詩”；在祋栩廟，他寫下了《游祋栩廟》：“廢邑猶存漆水邊，城名祋栩義難箋。神祠漢吏圖仍在，兵鑄秦皇史不傳。里社迎春驚爆竹，居民挑菜度兇年。嗟予難了公家事，蝶躞人問覓墓田”；

       讓人能夠觸摸到于右任心靈隱痛的，還有這樣的句子：“遠戍歸時遺冢在，野煙生處幾家回。三秦無地無兵火，含淚名山認劫灰”，“參天古柏遭兵火，破寺名碑半草萊。山徑雪消行滑滑，道人糧盡乞哀哀”。

       除了會見朋友，養病寫詩，于右任在藥王山另一個重要生活內容，是臨帖寫字，思考世事，從藥王山的碑刻中汲取力量。

       于右任是書法家，偏愛魏碑，對魏碑下過很深的功夫，青年時期在上海辦學辦報，有條件接觸到名目繁多的“墓志”“廟碑”等魏晉南北朝的碑帖，其峻拔遒勁、樸茂生動、天真率意的風格吸引了他，他逐漸關注并沉迷研究。數十年如一日，對魏碑書法從形質到底蘊全方位地加以消化、吸納與整合。其中，被他甚為推崇的“碑中三絕”，尤其是《廣武將軍碑》，曾對他書風的形成產生過重要影響。

       《廣武將軍碑》亦稱《廣武將軍口產碑并陰側》、《立界山祠碑并陰側》、《張產碑》。前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十月立。1920年在陜西白水倉頡廟被發現。這塊碑書體在隸楷之間，線條細勁，結體寬博，整體上宕逸樸茂，奇態橫生，極使轉之妙，盡筆意之變化。于右任曾說：“我最初學魏碑與漢隸，后發現了《廣武將軍碑》，認為眾美皆備，即一心深研極究，臨寫不輟，得大受用，由是漸變作風�！�1920年，《廣武將軍碑》重見天日，一時轟動，于右任感慨萬端，曾賦詩《紀廣武將軍碑》及《廣武將軍碑復出土歌贈李君春堂》兩首。前者記述該碑復現的簡況，詩云：“廣武碑何處，彭衙認舊痕。地當倉廟，石在史官村。部大官難考夫蒙城尚存。軍中偏有暇，稽古送黃昏，”而后一首則對此碑大加贊賞，稱“碑版規模啟六朝，環宇聲價邁二爨”。

       被于右任稱為“秦中三絕碑”的除了《廣武將軍碑》，還有《慕容恩碑》和《姚文遷造像碑》。

       在藥王山，于右任遇到了心目中一直仰慕的《姚文遷造像碑》。

       這是一種英雄相惜的擁抱，《姚文遷造像碑》因于右任而得以面貌出新；于右任因《姚文遷造像碑》而得以精神提升。

       《姚文遷造像碑》人多稱《姚伯多造像記》、《姚伯多兄弟造成石文像》。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九月刻，于陜西耀縣出土。此碑為道教造像碑，其用筆有方有圓，有藏有露，筆畫細瘦，別具豐神。書體楷中兼隸意，形體結構也與一般楷書、隸書迥然有別，字形大小、斜正變化十分自由活潑，古樸可愛，但又能拙中見巧，巧中寓拙。

       《姚文遷造像碑》誕生于戰火紛飛的魏晉南北朝，那是個人人爭做豪雄并付諸實踐而帶來動蕩不安的社會，處在矛盾旋渦中的底層百姓渴望和平、自由、快樂，可是現實是殘酷的，烽煙滾滾，殃及萬物。所以《姚文遷造像碑》表現出來的彷徨、祈求、叛逆、不平以及躁動的情緒，很符合于右任此時的心境。

       第一眼看到《姚文遷造像碑》，于右任即被深深吸引，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他給了《姚文遷造像碑》很高的評價，認為它“刻石中許多行款不齊，字體大小參差，似未曾畫丹而直接書之，自然諧調而天趣盎然。此碑堪稱北朝書法之異品”。

       《姚文遷造像碑》呈現出的大氣無羈和不拘一格使于右任苦悶的情緒仿佛一下子找到宣泄的出口，那蓄積心中已久的英雄氣節如潮水般從心頭翻騰。國貧民弱、時局動蕩、不盡人意，讓于右任對雄強尚武的魏碑，有了更深刻更直接的理解。這種親近不僅僅是一般的興趣喜好，還理所當然是在國難當頭背景下他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

       游走于碑石之間，于右任寫下了沉郁厚實的《尋碑》：“曳杖尋碑去，城南日往返。水沉于福寺，云掩五臺山。洗滌摩崖上，徘徊造像間。愁來且乘興，得失兩開顏�！�

       藥王山給了于右任靜氣，在大山的巍峨起伏里，他感受到的是土地的呼吸，是民族文化的洗禮，是熔古鑄今的砥礪磨練。

       三個月之后，于右任離開了藥王山，依舊騎著他那匹棗紅馬，他帶走了信心和重新戰斗的勇氣。另一個無心插柳的舉動是攜帶了多種拓片回到西安，向金石、書法愛好者推薦，藥王山的碑石也由此走向全國。

       途中，于右任留下了一首詩，《由耀縣入三原境有感》：“何事出山與愿違？無能此去欲依誰？兵當南北交爭日，歲到青黃不接時。置腹難償諸將愿，空拳安慰萬人饑。馬前清峪盈盈水，且自臨流照鬢絲”

好客的耀州鄉黨邀于右任方便時再來，他欣然答應。

       1926年，軍閥劉鎮華在另一個軍閥吳佩孚支持下，圍攻西安。受共產黨人李大釗委托，于右任前往蘇聯，敦促馮玉祥回國，9月17日在五原誓師，11月解西安之圍。事后，于右任再至藥王山，感懷中又寫下一首詩：《西安城圍啟后再至藥王山》：“倚杖行吟西復東，藥王山上夕陽紅。重尋萬里歸來路，再作三年別后功。洞口雪深迷勝跡，巖前柏老映衰翁。三秦戰壘民間滿，袖手無聊泣晚風�！�

       離別時，好客的耀州鄉黨又一次邀于右任一定再來，他也又一次欣然答應了，但是，種種原因，他終于沒有再登臨這座山。

       畢竟，于右任生活在那樣一個年代，有心救國，無力回天。動蕩的歲月，他無法左右命運，他只是勉力做到了他應該做的一切。

       藥王山依舊在，藥王山屬于于右任，藥王山留下了于右任深深淺淺的印痕，風會傾訴往事。

       那匹棗紅馬去了，把于右任馱向了歷史的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