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兵亦學亦工 —襄渝鐵路學兵連研究（1970-1973年）

【作者簡介】

李德英（1964-），女，漢族，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三線建設史。

蔡藝雯（1996-），女，漢族，陜西咸陽人，碩士。研究方向：三線建設史。

劉   凡（1997-），女，漢族，河南鄭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三線建設史。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三線建設歷史資料搜集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8JZD027�！じ兄x匿名審稿人對本文的建議，作者文責自負。

【摘要】襄渝鐵路學兵連是襄渝鐵路建設的一只重要力量，這些學兵絕大多數初中畢業，年齡在 16-26 歲。經陜西省革委會動員，西安、咸陽等城市和地區 1969、1970 年兩屆初中應屆畢業生和部分社會青年 25 000余人，到襄渝鐵路陜西段參與建設，在艱苦的環境中進行思想改造和勞動鍛煉，工程結束后，這批學兵由陜西省相關部門統一安排了工作。這些學兵既是民兵又不同于民兵、既是知青又不同于知青，亦兵亦學亦工的復雜身份使他們的三線生活既艱苦又難忘，饑餓、危險、死亡與革命榮譽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那段往事的基調。

【關鍵詞】襄渝鐵路；學兵連 民兵；知青

       近年來，關于三線鐵路網的規劃、布局、建設、影響等問題已有不少學者進行了研究① ，但對于鐵路工程參與群體的研究較少② 。尤其是襄渝鐵路學生民兵這一群體，尚未有深入的學術研究成果出現③ 。盡管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④ 但這群特殊的知識青年仍未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文學工作者及原學兵連成員以襄渝鐵路學兵連為歷史原型，創作了不少報告文學、散文、詩歌等文學作品⑤ 。這些親歷者的記錄，為學兵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記憶資料，為襄渝鐵路學兵連的歷史研究奠定了基礎。本文擬對襄渝鐵路學兵連組織動員、編制待遇、工地生活和學兵記憶做一探析，以便進一步認識和理解學兵們在三線建設中所面臨的困窘以及他們克服困難、艱苦奮斗的精神。

一、動員與意愿

       襄渝鐵路東起襄樊，西至重慶，全長915.6公里，是連接三線重點地區四川省、陜西省與我國中部地區的交通大動脈，在鐵路交通網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1]137 。襄渝鐵路共分三段：東段在湖北，西段在四川，中段也稱陜西段，包括胡家營至達縣部分（含陜西省和四川東部部分地區）。西段于1968年4月開工，東段于1969 年3月開工，中段于1970年3月開工。至1970年二季度，鐵道兵部隊已先后調動23.6萬兵力進入襄渝鐵路工程施工，但勞動力仍然有缺口[2]16-17 。經國務院批準，四川省和湖北省分別動員30萬和14萬民兵支援，然而，陜西省由于陽安鐵路及寶雞峽、馮家山、王瑤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占用了大量民工，可以投入襄渝鐵路建設的人力嚴重不足。

       1970年，陜西段開始動工并急需青壯年勞力時，恰逢1969屆和1970屆初中生剛畢業，尚未上山下鄉。時任陜西省革委會主任的李瑞山提議讓這批學生以“勞動鍛煉”的形式參與支援三線鐵路建設，陜西省革委會通過了從這兩屆學生中選調部分人員參與襄渝鐵路陜西段建設施工的方案。1970年6月，負責領導襄渝鐵路陜西段工程的2107工程陜西省建設指揮部成立，經陜西省革委會、陜西省軍區和鐵道兵東段指揮部共同研究決定，“從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屆中學畢業生中選調十六周歲以上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的學生一萬名（女學生不超過百分之十五），由鐵道兵部隊帶領，并配一定數量地方干部，參加施工，爭取八月份上齊。施工任務完成后，由省勞動部門統一分配工作”[3]3 。隨著襄渝鐵路陜西段修建工程展開，勞動力需求持續擴大，陜西省革委會決定，除1970年動員約 10000名學生赴三線支援外，1971年再次選調15000名學生參與襄渝鐵路陜西段工程建設[4]1 。陜西省2107指揮部將其命名為“學生民兵”，在建設工地上，學生民兵連，被簡稱為“學生連”或“學兵連”，學生民兵連隊退場后，政府和社會上稱之為“三線學生連”或“三線學兵連”[5]5 。

       學兵的動員工作由陜西省革委會總負責，各地方的城市人口下放疏散辦公室直接領導，并由鐵道兵協助完成。其動員范圍為“陜西省內家居城鎮吃商品糧的1969屆、1970屆中學畢業生，社會青年和應下鄉而未下鄉的‘前三屆’畢業生”[6]3 。此外，咸陽地區要求原分配到各軍隊農場的初中畢業學生和中央、省屬駐地、縣的廠礦企業單位的子弟也加入其中[7]2 。在面向學生的動員工作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令學生及家長理解支援三線建設的意義：第一、認清形勢，加強戰備；第二、修建襄渝鐵路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決策之一；第三、知識青年參加三線建設，是接受工農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觀的極好機會�！爸�識青年參加修建襄渝鐵路工程是在解放軍的直接組織領導下進行的，可以親身受到解放軍的教育和培養”[8]1-2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指示是“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⑥ ，而這里的宣傳動員則強調知識青年“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顯然是對毛澤東指示精神的進一步引申，將參與襄渝鐵路建設作為知識青年接受思想改造的一個途徑，可以說，學生參加鐵路建設其實是知識青年改造思想和世界觀的另一種方式，與上山下鄉殊途同歸。

       除精神動員之外，三線建設政治動員還有另外兩個特色，即制度動員和物質動員[9] 。制度動員具有強制性，而物質動員則是通過為被動員者解決一些實際困難或給出承諾來完成。對于青年學生和家長而言，他們最為關心的是前途問題。對此，動員單位進行了引導，并給出了承諾。據學兵劉某某回憶，動員條件中，對他們來講最有吸引力的一條就是：支援襄渝鐵路的這兩屆學生，不必參與上山下鄉，“去三線就屬于分配工作”“鐵路工程完工后也會重新安排工作”⑦ 。陜西省革命委員會的相關文件明確指出：“施工任務完成后，由省勞動部門統一分配工作�！盵3] 這讓學生和家長消除了顧慮，不必再上山下鄉，就可走上工作崗位，何樂而不為

⑧ 另外，動員工作中鐵道兵部隊的軍代表直接表明，“我們這次招去的學兵除了不帶領章、帽徽，什么都和當兵的一樣”[5]224 。這使學生有了一種加入學兵，就等于成為軍人的感覺。有學兵稱“做夢都想當女兵”，參與襄渝鐵路的修建工程，當上一名“不穿軍裝的女兵”同樣也是一件很“神氣”的事[5]100 。

       通過講形勢、樹理想、許前途等方式的宣傳動員，絕大多數青年學生對參與三線建設表現相當踴躍，參與修建鐵路的意愿強烈。最終，有25809名1969屆、1970屆初中畢業生，分兩批送往秦巴山區的施工地參與襄渝鐵路工程的修建工作。

二、編制待遇與勞動鍛煉

       為了更好地管理這批學生，2107 工程指揮部將他們統一按連隊編制，實行軍事化管理，以軍事建制編成班、排、連。學兵共分為141個連隊，男、女學生分別編制，男子連隊115個，女子連隊26個，每連180-200人，全稱為“2107 工程學生民兵連”，分別隸屬鐵道兵各師（表 1）。

表 1 學兵連與鐵道兵部隊隸屬關系

連隊        鐵道兵部隊

第 1-5 連  二師 5806 部隊

第 6-9 連  二師 5807 部隊

第 10 連、第 12-14 連  二師 5808 部隊

第 11、18、61、62 連  二師直屬

第 15-17 連  二師 5809 部隊

第 19、20 連  二師 5810 部隊

第 21-24 連  十師 5846 部隊

第 25-28 連、第 63-88 連  十師 5847 部隊

第 29-32 連  十師 5848 部隊

第 33-36 連  十師 5849 部隊

第 37-40 連  十師 5850 部隊

第 41-45 連、第 89-92 連  十一師直屬

第 46-48 連、第 93-106 連  十一師 5851 部隊

第 49-52 連、第 107-124 連  十一師 5852 部隊

第 53-56 連、第 125-139 連  十一師 5853 部隊

第 57-60 連、第 140-141 連  十一師 5855 部隊

資料來源：《陜西咸陽地區革委會（1971）3 號文件》

（1971年1月25日），咸陽市檔案館藏，咸陽地區革命委員會，檔號：056-02-Y-0032，第2頁。

       學兵的糧食、戶籍關系到達駐地后全部轉入襄渝鐵路修建指揮部。按照有關規定，學兵參與襄渝鐵路工程時的糧食均由駐地供應，每人每月45斤；工資為每人每月28元，按月發放[6]8 ；商品供應和棉花供應均按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對待[7]3 ；學兵每月工資的28元中，需要上繳15元作為每月伙食費，可供自己開銷的有 13元⑦ 。而同樣被抽調修建襄渝鐵路陜西段的民兵和普通工人的工資則是每人每月38元，技術工人44元⑨ 。據襄渝鐵路的民兵回憶，“民兵每個月六七八三個標準，吃飯不交錢。同時，部隊按照每人每月38元交給地方，是民兵所在生產隊的每月工分錢”。除了作為工分計算工作量之外，民兵可以得到每個月8元的零花錢⑩ 。由此可見，盡管學兵被稱為“學生民兵連”，是民兵的一種類型，但其待遇，與一般民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估計與學兵參加筑路工作的性質有關。進行學兵動員時，已經強調學兵到襄渝鐵路，是作為上山下鄉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為了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6]2 。因此，其身份既是特殊的“知青”，又是特殊的民工，陜西省革委會等機構在考慮學兵的工資待遇時，主要從接受鍛煉和教育出發，能夠維持生活即可。

       經過陜西省革委會等機構精心組織和護送，25809名學兵分批、分次來到位于紫陽、安康、旬陽、白河境內的施工地，141個學生連隊在全長近300公里的襄渝鐵路陜西段上鋪開，與鐵道兵戰士和民兵一起，參與了鐵路修建的所有工種和環節，并成為橋梁和隧道施工的主力軍。

       根據檔案資料記載，在工地上，鐵道兵官兵對學兵很照顧，并積極教育，“對學生絕不能簡單的當作勞動力來使用，而是一切著眼于用毛澤東思想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每個連隊派兩名軍代表，“有的還把軍代表派到排、班，對學生連的組織管理教育，一律和解放軍一樣，對知識青年從政治上關心，勞動上幫助，生活上照顧，真正做到了無微不至的關懷，耐心細致的育”[10]1 。在鐵道兵指戰員的教育和幫助下，學兵們培養了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優良作風�！安粌H學會了砍柴做飯，自己料理日常生活，并且遵照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教導，用自己的雙手在高山峻嶺上披荊斬棘，開出平地，搭起帳篷，蓋起營房，種上蔬菜，養起豬羊”[10]3 。在參與襄渝鐵路建設四個月時，就已涌現出不少先進集體和個人，據某部隊統計，在該部隊參加三線建設的3000多名知識青年中，有800多人被評為五好戰士，300多人受到行政嘉獎，評出16個四好排，評出40多個四好班，80%以上的知識青年都寫了入團申請書，有100多人加入了共青團。因而，1971年2月，陜西省相關機構認為組織知識青年參加三線建設很有必要，同時認為這是知識青年改造世界觀、實現革命化的重要途徑[10]4 。而在眾多學兵的記憶中，除了滿懷激情的生產和工作外，“艱苦”“饑餓”“死亡”是最為深刻、不可磨滅的印象。

三、工地生活與學兵記憶

       從城市到大山進行鐵路建設的十六七歲的學兵，在經歷了最初的“新奇”之后，“艱苦”二字始終貫穿于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中。

    （一）艱苦

       襄渝鐵路的施工地基本都在缺少基礎建設的荒山野嶺中，連隊到達駐地后首先要解決的即是住宿問題。帳篷是大多數學兵初到駐地時的住所，部分鐵道兵部隊為歡迎學兵，提前搭建了一些軍用帳篷[5]223 ，但多數學兵連隊都需自行搭建。有的學兵連隊會安排學兵在駐地周圍的農民家暫時居住。學兵三連在到達紫陽縣石門溝駐地后，全連180人被分散在農民家中暫住，據程剛回憶，全班十幾個人和牲畜一起“打地鋪”，由于屋內蚊蟲鼠蟻多，夜間騷擾不斷，即使他們已經歷了連續四天的行軍，卻幾乎整夜沒有休息。第二天早晨發現，同屋的幾只小豬已經靠著他們幾個同學睡著了[5]21 。學兵的營地采取的是自建自住的方式。據劉某某回憶，他所在連隊的施工地在旬陽縣，連隊到達后前三個月的任務，除在鐵道兵指導下學習施工外，主要就是搭建營房⑦ 。三線建設貫徹“勤儉建國，勤儉辦企業，勤儉辦一切事業”的方針，盡可能降低生活和輔助生產建筑的標準[11]3 。襄渝鐵路工程中的施工地也采用了“能省則省”的“干打壘” 營房。營房的選建位置基本都在半山坡，房體用竹子做架，加以粘土夯筑，再用油氈紙鋪蓋房頂，學兵睡覺的床鋪則采用竹子編織而成，房間的窗戶缺少玻璃鑲嵌，學兵就用半透明的塑料布代替。盡管一切設施因陋就簡，建造原料全都就地取材，學兵們對此還比較滿意。據孫偉明回憶，“新房”比起原來的帳篷空間稍大，且有了堅實的墻壁，這就意味著同學們有了更大的空間去自由發揮，對房間進行“裝修”。有人在床頭訂書架，有人掛起了蚊帳，有了蚊帳的床鋪顯得“安逸隱秘”，“同學們竟把它當作陶潛神仙的一方‘桃花源’”[5]74 。

       即使學兵們因地制宜，建起了“干打壘”房屋，卻無法逃避蚊蟲鼠蟻的侵擾。趙建華這樣比喻：“在三線，真正是‘三條戰線’作戰：一條戰線是打隧道、架橋梁，與死神搏斗；再一條戰線是想方設法與饑餓抗爭；第三條戰線是緊固后防及與‘吸血蟲’們的侵擾周旋�！彼�所提到的“吸血蟲”即是指臭蟲、跳蚤和蚊子，這三者被學兵們戲稱為襄渝線上害蟲界的“海、陸、空”“三方勢力”。按趙建華的表述，這“三條戰線”中，面對前兩條學兵們都是“主動出擊”“越打越精神”，只有面對“吸血蟲”這一條時，卻只能“龜縮防守”[5]97 。這是由于山中的各類蚊蟲毒性較大，被它們咬傷后，傷口不易愈合，且經常會出現感染等情況，部分學兵直到工程結束返回家中時，身上還會留有在駐地時留下的蚊蟲叮咬疤痕⑦ 。

    （二）饑餓

       在學兵們的回憶中，印象最深的記憶就是饑餓，幾乎每位學兵的“三線回憶”都包括“吃不飽”的問題。程剛回憶：“學生連從上山第一天開始，就嘗到了饑餓的滋味�！盵5]21甚至有學兵在去世前留下遺言：“在我死后，希望能在我的棺材里放幾個饅頭�！盵12] 由于糧食供應不足，學兵連隊內部經常需要自行解決吃飯問題，按學兵們的話說就是“搞到什么吃什么”[5]194 。在學兵們的一日三餐中，玉米面、高粱米等粗糧的比例較高，約占79%，精細糧食作物則基本不會出現⑦ 。學兵每餐的主食大都是一個定量為一兩的“苕饃”（由紅薯做的饅頭），按學兵們的話說“兩口就下肚了”，還有人夸張地將一個“苕饃”比作“一粒小黃豆”的大小[5]108 ；而副食只在鐵路工程進入中后期以后才配備，且經常只是少量的壓縮菜（以蘿卜干為主，精確到每人每頓飯可吃幾根）或一匙鹽水煮黃豆。在近三年的工作中，除春節、端午節等重大節日以外，學兵基本沒有機會吃到新鮮蔬菜和肉類⑦ 。

       袁培力稱：“回想那段修鐵路時光，想到最多的是什么呢？是饑餓，對，就是饑餓。饑餓，是大多數修建襄渝線同學永遠不能忘卻的記憶！和平年代，曾經有過巨大規模的饑荒，那時候我們還小，有長輩呵護，記憶還不很深刻。到我們大了，十六七歲了，饑餓找上了我們，給我們的腦海里刻上了永恒的饑餓印記�！彼�當年有記日記的習慣，“兩年多，日記記載的就是六件好吃的情況，好吃的用筆記下來，現在還可以清晰的看到，其他關于吃的就是記憶了，有些模糊” ? 。那么，學兵記憶中為何“吃不飽”的印象如此強烈？而同在一個工地上的民工是否也有同樣的記憶？民兵老吳坦言他們也“吃不飽”“民兵與學兵一樣，一個月45斤糧食，粗糧多，蔬菜副食少，挨餓是共同的”⑩ 。但陜南的民兵熟悉當地情況，買菜比學兵更容易。據老吳講，一年半之后，基本都能吃飽，每個月還可以吃兩次肉，豬肉的來源，一是連隊自己喂的豬，二是地方上慰問送來的豬肉，公社和大隊慰問都帶豬肉，“豬肉是隊上交任務豬的毛豬，把豬殺了，一個連一扇肉，一個豬分兩個連。交一頭任務豬國家補助生產隊300斤糧食，隊上也愿意交”⑩ 。這樣的慰問機制，改善了民兵的生活，所以，民兵對饑餓的印象沒有學兵強烈。檔案資料中也記載了學兵的慰問禮物——《毛主席五篇哲學著作》《兩個決議》，并描述“當他們接到《毛主席五篇哲學著作》《兩個決議》等慰問品時，更是歡欣鼓舞、激動異常，連聲高呼毛主席萬歲”[10]2 。這樣的場景在當時的文本記載中并不少見，也許存在學兵為受到精神鼓舞而歡呼的情形，但與民工的慰問品相比，學兵的慰問品太注重精神鼓勵了。當然，也許城市的慰問單位還會送一些零食等慰問品，但那時豬肉對解決饑餓問題似乎更具效力。

       學兵也有解決問題的方法，有人寫信向家里“求助”，請家人寄食物到工地。在5808部隊的一次干部工作會議交流報告中，學生 13連連長劉家信指出，他們連隊經常會收到由學兵家中寄來的各種食品 ? ；有人在休息日跑去周圍的縣城，只為在縣里吃上一頓飽飯；有人自主開墾菜地種蔬菜，發豆芽或做豆腐；有人去工地周圍的山上采野果、摘野菜果腹，有一種生長在灌木叢中的紅色小果粒，經常被學兵采來食用，并給這種野果起名為“救軍糧”⑦ 。不過，摘野果的行為漸漸被各學兵連隊明令禁止。其原因有二：一是出現了學兵誤食桐子的事件⑦ ，為避免誤食事件再次發生而威脅到學兵的人身安全，每個連隊均下令禁止學兵采食野果；二是擔心學兵去山上采食野果野菜會有損工地周圍的“群眾利益”，為了保證軍民關系和諧，貫徹“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的宗旨，這種行為即被禁止。據學兵劉欣榮回憶，她所在的連隊中就有同學因偷摘柿子而被組織開會批判，并被要求向村民寫檢討書[5]124 。

       針對糧食和副食品供應問題，陜西省政府采取了各種措施：一方面督促各方加快修建各條針對襄渝線的支鐵公路，盡快打通外界向學兵駐地的供給途徑；另一方面，則加緊對學兵的思想教育，要求學兵做到“為革命不怕吃苦、樂于吃苦”⑦ 。同時，各學兵連對于類似讓家人寄包裹、寄零食等做法雖并不支持，但沒有明令禁止，而是將其定義成：需要連隊進行“引導”的行為。除了做思想工作外，各個連隊也都積極發展副業，爭取自給自足，如：“5853部隊學生一連，他們在路旁、營房邊、石頭窩里見縫插針，拍出了三百多塊地，合計三畝多，種上了蔬菜，還養了四頭豬，廿只羊，最近又修了一個小水池，準備養魚。堅決貫徹執行‘五·七指示’，絕大部分連隊都做出了發展農副業生產的規劃，他們提出：‘今年（70 年）打基礎，明年出成果，爭取副食品自給自足’”[10]4 。同時，隨著工程的推進，進入隧道施工后，勞動強度加大，加之公路也逐步通車，糧食運輸問題得以解決，此后，學兵每月的糧食定量即增長至51斤，食用油供應也從進隧道前的每人每月2兩漲到了每人每月4兩[5]111 。

    以上措施，使學兵們的饑餓問題得到了一些緩解，學兵們的饑餓記憶主要集中在到工地的頭一年，其后的兩年，相對少一些。

    （三）死亡

    除了住房、飲食問題外，學兵的生命安全也存在巨大風險。各學兵連隊在筑路工作中分工合作、各司其職，主要工種大致可分為幾類：大多數學兵都從事隧道、大橋、火車站等重大工程的建設；少數女學兵則負責物資轉運工作或者農副產品的生產加工；由于鐵路建設所需枕木數量巨大，不能完全依靠外界的物資運輸，學兵還有一項重要工作任務即是就地取材，在周圍大山上的樹林中采伐木材。所有工作任務中，工程量最大、最為危險的當屬隧道建設。隧道施工需要經歷開挖、掘進、被復、打風槍、打邊墻、拱圈、架支撐木、爆破等工序。女學兵一般不安排進洞施工，主要負責在隧道洞外篩沙子、搬石頭、扛水泥等[5]194-195 。在襄渝線陜西段的規劃中，有很大部分的軌道需要穿過山體，必須對山體進行爆破。在將近三年的施工過程中，大大小小的施工事故時有發生，也出現過一些死傷事件。

      關于襄渝鐵路學兵連的死亡人數，目前有三個數據：第一個數據為114人[13]1 ，第二個數據為119人[5]6 ，第三個數據為118人 ? 。本文認為第三個數據較為準確。據袁培力統計，襄渝鐵路學兵連在鐵路建設工地上死亡人數為118人，因公死亡74人；非因公死亡44人 ? 。1973 年，官方安置時，未將自殺2人和失蹤、原因不明2人統計其中，故為 114人。在袁培力的死因分析中，無論是因公死亡還是非因公死亡，絕大多數都跟施工和地形有關，工地塌方、爆炸、淹溺、墜落、撞擊、觸電等，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其中有二人自殺，這讓筆者產生了疑問，在理想主義和鐵道兵戰士言傳身教中茁壯成長的知識青年，因何原因要“自絕于人民”？

       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干將自殺分為利己主義自殺、利他主義自殺等形式，但兩位在襄渝鐵路工地上自殺的青年，沒有涂爾干分析的宗教信仰，他們的自殺既非利己主義亦非利他主義的表現[14] ，更多是對個人前途絕望后采取的極端行為。如前所述，襄渝鐵路建設工地生活艱苦，學兵初到時的興奮感慢慢消失后，一些負面的情緒開始出現。特別是在到達施工地一段時間后，有人聽說當年留在城市，沒參與鐵路施工的同學都進了工廠，生活安穩幸福。再對比自己每日忍饑挨餓、受苦受累的日子，產生了不小的情緒波動。有人整天“眉頭皺的扯不開，老是后悔不該來”[10]9 ，有人不愿再工作，每天獨自坐在山坡上，望著西安的方向落淚，不肯回連隊，有人甚至“鬧脾氣絕食”[10]10 。一位自殺的學兵，就是因為得知沒有來工地的同學已經安排了工作，而自己在襄渝鐵路工地入黨受阻，升學無望，對前途絕望而選擇自殺[15]1 。另一位自殺的學兵，是典型的由于不適應環境而產生的“抑郁性自殺”[14]36 。該學兵到襄渝線后不能適應工地生活，經常稱病或無故不出工。他曾積極要求入團，但愿望沒有實現，就懷疑領導不信任他，老同學整他，心理負擔沉重，精神萎靡，對前途悲觀失望，少言寡語，情緒波動大，終至服毒自殺[16]6 。

       這兩個自殺案例，是學兵苦悶與焦慮情緒的反映。為了紓解學兵的情緒，陜西省革委會用革命理想主義和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教育青年，勉勵學兵繼續在艱苦的環境中努力工作。同時，加強階級斗爭教育，對自殺行為進行批判，認為自殺是“自絕于黨和人民，背叛革命的可恥行為”，要求學兵拋棄資產階級名利觀，“增強階級斗爭觀念，提高路線斗爭覺悟”“肅清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流毒，正確對待前途，正確對待革命分工，教育學生安心參加三線建設”[15]2 。與此同時，對在施工過程中表現好的個人和集體進行評優表彰，宣傳典型人物、典型事例，讓學兵學習、效仿。其中，先進人物吳南，成為學習榜樣。吳南是西安市九十中學的畢業生，他在楓樹埡隧道施工中擔任學生排排長。1972年6月17日，學兵連正在洞內施工，吳南突然聽到了隧道支撐斷裂的響聲，就立即組織施工人員撤離，而自己卻走在最后。其他人剛剛撤出，隧道頂部就發生坍塌，吳南不幸被土方掩埋而犧牲。1972年6月25日，鐵道兵部隊黨委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模范共青團員[17]52 。在學兵連施工至分配期間，“吳南精神”一直作為組織活動的主題，成為宣傳學習的典型。2107工程陜西省指揮部政工組創辦的內部刊物《2107 戰報》的第225期，用四個版面介紹了吳南的事跡[17]52 。指揮部號召所有學兵學習“吳南精神”[18] 。1973年5月16日，《人民日報》也對吳南的事跡進行了專題報道，號召“成千上萬的青年戰士”“都要像吳南那樣，為建設壯麗的共產主義奮斗終生”[19] ！塑立典型、學習英雄，成為安撫學兵情緒，鼓舞士氣最為重要的手段。

    結 語

       與上山下鄉、需要“扎根農村”的知識青年相比，參與襄渝鐵路修建的學兵，雖然也喊出了“扎根三線”的口號，但事實上，他們并沒有扎根。從1973年3月開始，到7月中旬，2107工程陜西省建設指揮部分兩批完成了學兵的分配工作。實際參與分配的學兵為24742名，其中69屆9668名（包括選干524人），70屆15074名（包括選干461人）。學生分配去向，基本上按照 1972年當年的勞動計劃執行，按部門分：分配國防工辦系統2934名，中央其他單位4380名，省屬單位11193名，地、市單位5860名，省軍區及駐陜部隊3267名；按地區分：分配到西安市9653名，寶雞市4352名，銅川市622名，咸陽地區、渭南地區2863名，商洛地區175名，安康地區103名[13]5 。據袁培力等人考證，“漢中地區和省外也分配了一部分三線學生”[5]6 。

       至此，陜西省相關部門兌現了動員時安排這些學兵工作的承諾。但對組織學生支援襄渝鐵路建設“作為上山下鄉的一種形式”進行了總結和反思。認為以上山下鄉形式成批組織城鎮學生和社會閑

散勞動力參加國家工程，最后采取“大包干”的方式分配工作，消極作用大，很不可取�！皩嵺`經驗證明，這樣做會促使一些學生把參加三線建設視為就業的跳板，而缺乏長期鍛煉的思想準備，尤其是不利于工人階級隊伍的建設和生產發展的要求”“今后城鎮畢業學生原則上應一律下鄉插隊勞動安家落戶，國家建設中所需民工，應在農村社員中動員（包括下鄉青年）待工程結束后，仍回原地參加勞動，若國家需要招收工人時，仍采取貧下中農推薦的辦法，按照條件進行選招”[13]6 。

       這條教訓似乎被陜西省吸取了，之后，再沒有組織學生參與國家工程并直接分配工作。事實上，除了陜西省，其他各省也沒有出現類似情況。襄渝鐵路“學生民兵連”成為那個時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既是民兵，又與普通民兵有所不同，與民兵同工不同酬，“所抽調之民兵、普工每人每月三十八元，技工四十四元，學生每人每月二十八元，實行按月發放”[7] 。根據“農忙少上、農閑多上”的原則，民兵由各地區組織，民兵有輪換回家參與農活的機制，而學兵連探親假都沒有；當然，民兵與學兵的前途也不同，工程結束后，民兵繼續回鄉務農，學兵則統一分配工作，所以他們既是民兵，又非民兵。同時，學兵被組織送往襄渝鐵路工地參與建設，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一種形式，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因而他們既是知青，又不同于普通知青。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希望知識青年在農村的廣闊天地，將知識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同時接受思想和世界觀的改造。陜西省在組織動員學生參與鐵路建設時，進一步引申了毛澤東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示意義，從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發展為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因而將組織學生參加鐵路建設以彌補勞動力不足的行為，升華為組織學生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積極進行思想和世界觀改造的行為，從而與黨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既然都是知識青年，都要接受思想改造，改造的地點可以是農村，也可以是工地。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是知青。但他們與普通知青最大的區別在于安排工作的承諾，“施工任務完成后，由省勞動部門統一分配工作”[3]1 。這是普通知青所沒有的，當普通知青被

       要求扎根農村干革命時，他們在鐵路建設工地上只干了兩年多，就統一安排了工作，即使普通知青也有推薦上學、招工、招干的機會，但這么大規模的統一安排，絕無可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又不是知青。由此，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這些青年人：民兵，又非民兵；知青，亦非知青。

       總而言之，襄渝鐵路學兵連是襄渝鐵路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這些亦兵亦學亦工的學生絕大多數初中畢業，年齡在16-25歲。他們在鐵路工地上得到了鍛煉，為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很多學兵認為，正是因為他們歷經了鐵路建設艱苦工作的鍛煉，才塑造成了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軍人品格”�；仡櫤褪崂韺W兵艱苦奮斗的歷史，可以進一步弘揚“艱苦創業、無私奉獻、團結協作、勇于創新”[20]49 的三線建設精神，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和理解前輩的奮斗及意義，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新的貢獻。

    注 釋

    ① 詳見李本深：《川漢、襄渝鐵路建設的回顧與展望》，《鐵道工程學報》1999年第3期；張蕊：《試論陜西“三線建設”時期的交通建設》，《學理論》2011 年第 35 期；常飛的博士論文對三線建設時期陜西地區的交通建設有較為完整的研究，見常飛：《三線建設時期陜西交通建設研究》，博士學位論文，西北大學，2015 年；外國學者柯尚哲以及中國學者周明長也都對三線建設時期鐵路建設有所關注，見柯尚哲著：《三線鐵路與毛澤東時代后期的工業現代化》，周明長譯，《開放時代》2018年第2期；周明長：《鐵路網與三線城市體系研究》，《寧夏社會科學》2020年第4期。

    ② 地方文獻資料中對鐵路建設民兵有一些回憶和記錄，如

祁向鈞：《荊門民兵師修建焦枝鐵路的回憶》，《武漢文史資料》2017 年第 11 期，第 13-17 頁；大竹縣檔案局：《大竹縣民兵參加湘渝鐵路會展概況》，《四川檔案》2012卷，第25-28頁。

    ③ 曹陽的《三線學兵連：隱秘戰備鐵路的建設者》與張斌的《四十年前的特殊知青：三線“學兵連”》對學兵連的產生時間、組成人員類別，以及對襄渝鐵路修建的貢獻等方面做了簡單介紹，但因篇幅所限，或是由于資料不足的原因，這兩篇文章均只停留在對學兵連的情況簡介層面，并未深入梳理。曹陽：《三線學兵連：隱秘戰備鐵路的建設者》，《晚晴》2014年第11期；張斌：《四

十年前的特殊知青：三線“學兵連”》，《各界導報》，2012年8 月24日，第 007 版。

    ④ 詳見易海濤：《資料·內容·理論方法: 中國知青史研

究的回顧與思考》，《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期；高燦、 葉青：《知青史研究的熱點、趨勢與展望——基于 Citespace 可視化分析方法的計量研究》，《浙江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⑤ 詳見常揚：《血色學兵連》，《中國作家》2009第16期；吳迪：《青春滴血——三線學兵連絕唱》，華齡出版社,2005年。

    ⑥ 毛主席的原話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

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币姟督▏�以來毛澤東文稿（一九六六年一月——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 616頁。

    ⑦ 蔡藝雯對劉 XM 的口述采訪，2020年咸陽市渭城區供電小區。

    ⑧ 事實上，在陜西省的上山下鄉運動中，確實只有這兩屆

初中畢業生沒有全部到農村下鄉，“1969、1970 兩屆城鎮中學畢業生，參加襄渝鐵路建設的2.6萬余人，到農建師1600人，部分地、縣下鄉插隊的8000余人，其余基本上安排了工作”。里“2.6萬余人”不準確，應該為 2.5 萬余人。參見金光耀、金大陸主編：《中國新方志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輯錄》 （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第1390頁。

    ⑨ 這筆工資由鐵道兵部隊交給地方，為民兵所在生產隊的

每月工分錢。出自：《陜西咸陽地區革委會（1971）3號文件》，咸陽市檔案館：056-02-Y-0032，第3頁。

    ⑩ 李進京：和民兵老吳聊修襄渝鐵路的故事，https://

www.meipian.cn/270s50xe.

    ? “干打壘”指就地取材利用石頭和木材等材料進行簡單搭建的一種房屋。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開展大慶石油會戰時，當地職工及家屬均采取“干打壘”的形式營造住房，后被推廣到全國。

    ? 袁培力：襄渝線饑餓記憶，https://mp.weixin.qq.com/ s/USS2Kgc6K9YImYIea0.

    ? 5808 部隊干部工作會議交流報告（一），http://  2107xsmbl.blog.sohu.com/115743538.html.

    ? 袁培力：三線學生三線時期死因數據考據，http:// ww

w.hedao.vip/hedao/vip_doc/18804367.html.

    ? 參見（美）伯恩斯坦（Bernstein，Thomas P.）著，李

楓等譯：《上山下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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